他尽量克制着，可等到有人呼吁他发言时，他义愤填膺，用雄辩的真理来捍卫宗教的尊严—雄辩使他拗口的英语变得动听起来，相貌平平的他也显得漂亮了许多。他战斗得很艰苦，因为那些智者能言善辩，而他永不言败，如铮铮汉子坚守阵地。不知怎的，听着他的讲话，乔感到世界恢复了正常。古老的信仰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显得比那些新观点要优越。上帝不是盲目的力量，永恒也不是美丽的寓言，而是一个福音事实。她感到又脚踏实地了。虽然巴尔先生讲不过别人，但信仰绝没有动摇，等他讲完，乔想鼓掌感谢他。

她没有这么做，不过她记住了这一幕，从心底里尊敬教授。她明白，要在此时此地直抒胸臆，确实要费很大的劲，是良知让他不能保持沉默。她开始意识到，拥有品德比金钱、地位、才智和美貌都更可贵；她开始感到，要是伟大像一位智者说的那样，是“真理、尊严和善意”，那么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巴尔不仅善良，而且伟大。

这一信念日益巩固。她重视他的看法，她希望得到他的尊敬，她要使自己配得上他的友谊。就在她的这个愿望最诚挚的时候，她几乎失去了一切。事情起源于一顶三角帽，有一天傍晚教授来给乔上课，头上戴了顶纸做的士兵帽，是蒂娜给戴的，而他忘了拿下来。

“很显然他下楼前不照镜子。”乔心里想着，面带微笑。只见他说了声：“晚上好！”便严肃地坐下，要给她朗读《华伦斯坦之死》，完全没意识到他的主题与他的头饰是个滑稽的反差。

起先她什么也没说。她喜欢听他开怀大笑，当有趣的事情发生时他总是这么笑，所以她不去提它，而让他自己去发现。不久她把这事完全忘记了，听德国人读席勒的作品令人全神贯注。阅读之后便是功课，这节课上得很活泼，乔那晚的心情很好，那三角帽让她的眼睛快活地闪烁着。教授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终于忍不住了，他停下来问她，略带奇怪的神情，令人无法抗拒：

“马希小姐，你当着老师的面笑什么？你不尊重我，今天表现这么不好？”

“你忘了把帽子拿下，我怎么尊重得起来呢，先生？”乔说。

这位漫不经心的教授严肃地把手举到头上，碰到了那顶小三角帽，他拿下来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头一仰，笑了起来，笑声像是从大提琴发出来的，很欢快。

“啊！我看到了，是那个小淘气鬼蒂娜干的，她让我成了个傻瓜。哦，这没什么，但你得注意，要是这堂课你学得不好，你也要戴帽子。”

但是这堂课停了好几分钟，因为巴尔先生看到帽子上的画，把它打开来，非常厌恶地说：“我希望这类报纸不要进这幢房子。孩子们看了不合适，年轻人也不宜读。这种东西很不好，我不能容忍制造这些危害的人。”

乔朝那张纸看了一眼，看到了一幅可爱的插图，上面画着一个疯子、一具尸体、一个恶棍和一条毒蛇。她不喜欢它，但内心有一股冲动促使她去把报纸翻过来看，这冲动不是不高兴而是害怕，因为这一刻她想到报纸可能是《火山周报》。然而它不是，她的恐慌平息了，她还记得，即使是那报纸，上面有她的小说，也不会有她的署名，她不会暴露。可是她的眼神和脸红出卖了自己，虽然教授是个漫不经心的人，可是他看到的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他知道乔在写东西，也曾不止一次在报社碰到她。她从来不提起，所以他也没问，尽管他很想看看她的作品。现在他意识到了，她正在做她自己羞于承认的事情，这让他很不安。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对自己说：“这不关我的事。我无权说三道四。”他只记得她是个贫穷的小姑娘，远离父母的关爱，便产生了帮扶的冲动，这冲动来得既迅速又自然，就像要伸手从污水坑里救一个婴儿。所有这些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闪过，但脸上没显露一丝痕迹。报纸翻过去了，乔在穿针引线，他相当自然但又很严肃地开口说：

“对，你做得很对，不去看这些东西。我认为好女孩是不应该看这些的。这些东西是用来取悦一些人的，但我宁可让我的外甥玩火药，也不会给他们看这些害人的垃圾。”

“并不是所有这类东西都是害人的，只是无聊，你也知道。如果有需求，我觉得供应这些东西没什么坏处。许多非常体面的人就写这所谓的轰动性小说，这是正当的谋生手段。”乔说着用针猛地划皱褶，针过之处留下一道小裂痕。

“威士忌有需求，但我想你我都不喜欢去销售它。如果体面的人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样的伤害，就不会觉得这种谋生手段是正当的。他们没有权力在小糖球里包毒药，然后给小孩子吃。不，他们应该想一想，在做这种事之前先清扫大街上的泥巴。”

巴尔先生热切地说着，把报纸揉成一团，朝炉子走去。乔静静地坐着，仿佛火已烧到她的身上。那三角帽变成了烟，毫无害处地沿着烟囱离去了。可她的脸还在燃烧，而且还烧了好一会儿。

“我真想把所有剩下的都付之一炬。”教授嘴里咕哝着，带着宽慰的神情走回来。

乔想象着，她楼上那堆报纸烧起来，火焰会有多大啊，此刻她那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沉重地压在她的良心上。然后，她自我安慰地想：“我的跟那些不一样，只是无聊，绝对不会害人，所以用不着烦恼。”她拿起书本，一副勤学的神情问：“我们还要继续上课吗，先生？我现在很乖，很有礼貌了。”

“希望如此。”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但其含义比她想象的要多，他严肃而慈祥的目光让她有一种感觉，仿佛“火山周报”这几个大号字体就印在她额头上。

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就拿出报纸，细细地重读了一遍自己所写的每一个故事。巴尔先生有点近视，有时要戴眼镜。乔曾经试戴过一次，笑着发现她书上细小的字放大了。此刻，她似乎戴上了教授的精神眼镜，或者说道德眼镜，而荒唐故事中的瑕疵令人恐惧地盯着她，让她惊慌失措。

“确实是垃圾，如果继续写下去，过不了多久，情况会更加糟糕，因为一篇比一篇耸人听闻。我这么盲目地写着，损人不利己，仅仅是为了钱。我知道是这么回事，只要我静下心来读，就会感到非常羞愧。要是家里人看到了，或者巴尔先生掌握了，我该怎么办？”

单单这么想着，乔的脸又发烫了，她把整捆报纸都塞进了火炉里，火焰之大差点要把烟囱烧着了。

“是的，火炉是这些易燃垃圾的最好归宿。我宁可把整幢房子烧掉，也不愿意叫人家用我的火药来炸飞他们自己。”她一边想，一边看着《侏罗纪的魔鬼》迅速燃烧，化成带一只只火热的眼睛的一堆黑色灰烬。

三个月的辛劳只留下一堆灰烬和搁在腿上的钱了。乔坐在地上，冷静地思考怎么来处置这笔工资。

“我认为，还没造成太多的伤害，我可以保留这笔钱，偿付我的工时费。”乔自言自语地说。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后，她不耐烦地补充道：“我简直希望自己没有良心，这要方便得多。如果我不讲究做好事，那么，做了错事就不会感到不安，我就会活得很好。有时候真希望妈妈爸爸对这种事情不那么苛求。”

哦，乔，不能这么想，而应该感谢上帝，“爸爸妈妈有苛求”，而且从内心深处可怜那些没有这样的监护人的人们吧。监护人用原则来管束，对不耐烦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像是监狱的高墙，但结果证明是妇人塑造性格的可靠基础。

乔不再写轰动性小说了，她认定金钱补偿不了她所承受的情感震撼。但是，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她那一类人通常的做法。她走上了舍伍德93太太、埃奇沃思94小姐和汉娜·莫尔95的道路，然后写了一篇故事，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随笔，或者说是布道词更为恰当，因为它是激情洋溢的道德篇。她从一开始就心存疑虑，她活跃的想象力和女孩子特有的浪漫情感，对这种新的风格感到不自在，就像穿着上世纪呆板而累赘的服装参加化装舞会。她把这篇说教的宝贝送给好几个市场，结果却发现没有买主，于是，她倾向于同意达什伍德先生的观点—道德说教没有销路。

然后，她开始试着写起儿童故事来，如果不是那么唯利是图，想要得到几个臭钱的话，这个故事是很容易脱手的。唯一愿意给她付足稿酬、使她感到少儿文学值得一试的人，是位可敬的先生。这位先生觉得，让全世界皈依他那种信仰是自己的使命。但是，虽然乔很愿意为儿童写作，但她不情愿让自己笔下所有的淘气男孩，因为不去某个主日学校上学而落入熊口，或者被疯牛顶撞；也不情愿让笔下所有去上学的好孩子得到各种各样的福佑，从金色的姜饼到他们离开今世时的护送天使，口齿不清的舌头喃喃着圣歌或者布道词。所以，少儿文学的尝试没有结果，面对现实的乔把墨水瓶盖上，突然变得非常谦虚起来了，是一种健康的谦虚：

“我什么也不懂。得等待开窍以后再重新开始。这期间，如果我不能做得更好，就‘清扫大街上的泥巴’，至少，那是正当的。”这个决定证明，第二次从豆茎上掉下来，对她来说是有益的。

当这些内心革命进行着的时候，她的外表生活和往常一样忙碌，波澜不惊。如果说有时候她显得严肃或者有点儿悲伤的话，那么，其他人都不会察觉，只有巴尔教授注意到了。他默默地关注着，乔根本没发觉他在注意她，看她有没有接受他的责备，并从中受益。她经受住了考验，他满意了。尽管他们之间从不谈起，他知道她已放弃了写作。他的这种猜测不只是凭她右手的食指不再沾着墨水了，而且还有现在晚上的时间她下楼来了，报社里也不再碰见她了，学习起来有顽强的毅力了。所有这些现象让他断定，她现在全身心地在从事一些有益的事情，哪怕不是很对她的胃口。

他多方面帮助她，成了她的一位挚友。乔感到乐融融的，尽管墨水笔搁起来了，但她还学了德语以外的课程，为谱写自己人生的轰动性故事打下基础。

这是一个漫长而怡人的冬天。到六月，她离开了柯克太太家。分别的时刻，大家都依依不舍。几个孩子极为伤心，巴尔先生的满头毛发都倒竖起来，心情烦躁不安的时候，他总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

“回家？啊，你有家可回，真幸福。”当她告诉他回家的事时，他回答说，然后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抚弄着胡子，这是离别前夜在她举行的小告别会上的一幕。

她一早就要动身，所以提前跟大家一一道别。轮到该他说话时，她热情地说：“喂，先生，如果旅行路过我们那里，别忘了来看我们，好吗？如果你忘记，我肯定不会饶恕你的，我要他们都来认识我的朋友。”

“是吗？我可以来？”他一边问，一边低下头看着她，脸上是一种渴望的表情，她没看出来的。

“是的，下个月来。劳里下个月毕业，你来参加毕业典礼，换个新口味。”

“你是说你那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语气有点变了。

“是的，我的男孩特迪。我很为他骄傲，想让你见见他。”

乔抬起了头，神情自若，只沉浸在快乐的憧憬中—介绍他们认识的情景。巴尔先生脸上的某种东西突然让她想起，她看待劳里可能超越了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正是因为特别不希望表现出有什么异样，脸却不知不觉地红起来了，她越是努力克制，脸越是红。要不是蒂娜坐在她的膝上，她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结局。幸好这个小孩要拥抱她，于是她立刻顺势把脸藏起来，希望教授没看见。但他看见了，他的心情又起了变化，从瞬间的焦虑变成了平常的神情，他诚恳地说：

“恐怕没时间参加毕业典礼，但我希望这个朋友非常成功，希望你们大家幸福。上帝保佑你们！”他说着与乔热烈地握握手，把蒂娜驮到肩上，离开了。

但是，等两个男孩上了床之后，他长时间地坐在壁炉前，脸上的表情显得很倦怠，还有点“heimweh”，德国人的思乡病，心情很是沉重。有一次，他回忆起乔抱着那个小孩坐着时脸上曾经露出一种从没见过的温柔表情，于是双手托着头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好像在寻找不见了的东西。

“那不是我的，现在不可有这种奢望。”他自言自语，近乎呻吟地叹息着。然后，仿佛在责备自己没有控制住这种渴望，他走过去，亲吻枕头上两个头发蓬乱的脑门，拿起他很少用的海泡石烟斗，翻开了他的柏拉图。

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处理得很有男子气概。可是我认为，他不会觉得一双乱哄哄的男孩、一个烟斗，抑或那本神圣的柏拉图，能够替代老婆孩子家里等的满足感。

第二天早上，天虽然还很早，可他还是赶到车站来为乔送行。多亏了他，乔在愉快的记忆中开始了寂寞的旅途。一张熟悉的笑脸为她送行，一束紫罗兰陪着她，最美好的是，她幸福地想着：“好了，冬天过去了，书没写，财也没发。可我交了个朋友，值得结识，我要一生都以他为友。”